背景意識與權力走私

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游宇明

當下的中國人似乎前所未有地重視背景，所謂背景，是指一個人有利的社會關系，比如就業、當官的門路，發財的靠山，行黑作惡的保護傘……太多的事實教會了人們這樣一種危險的認識：以權力為核心的背景可以打敗任何力量。

    背景保護的永遠是強勢人群和社會的黑暗勢力，它與社會的總體利益和弱勢人群的權益是背道而馳的。賴昌星因為有了藍圃、莊如順等人的背景，瘋狂走私，偷漏國家稅款幾百億；張畏因為有了前溫嶺市長周建國等人的背景，四處作惡，卻長期得不到懲處……他們這些人自身的素質非常之低，按理不會有很大的能量，然而，他們擁有的背景卻彌補了這種“缺陷”，幫助了他們成就了一番“事業”。

    從表層來說，背景意識的泛濫源于人們對社會公正的缺乏信心。在一個透明度高、游戲規則相對公平的環境中，人們看重的是自己所做的事符不符合國家的法律，符不符合社會的利益，能不能得到大多數公民的認可。因為他們始終堅信公道自在人心，正義必勝邪惡，人們愿意身體力行地遵守法律。而在一種人治社會里，情形就大不一樣了。說你對你就對，不對也對；說你不對你就不對，對也不對，人們的是非觀念、法制觀念淡薄，不相信社會有一種懲惡揚善的能力，他們總是希望通過強權來實現個人的某些也許并不光明的欲望。

    往深里說，人們之所以產生那么深的背景情結也與一個社會的政治結構有關。如果社會的權力得到了充分制衡，你的權力再大也只能用來為公眾服務，否則，你就可能面臨撤職、罷免甚至坐牢的危險；反之，假若社會的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尤其是老百姓對官員的升降任免沒有發言權，權力走私就在所難免。這種走私一方面表現在掌握權力者的關系網中，另一方面體現為權力與金錢、女色狼狽為奸，即我們通常所謂的權力尋租。所有這些都為尋找背景的人提供了走“捷徑”的可能。我們完全可以這樣下結論：一個社會越是看重基本的游戲規則，其民主程度越高；越注重背景，民主程度越低。

    背景意識的日漸消退是一個民族獲得長久活力的基礎，也是一種制度是否完善合理的第一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說，重視社會的公開、公正、公平，防止一切投機行為的發生，讓每個公民都有安全感，使社會秩序實現真正的良性循環，是國家這個概念的應含之義。

入選《中國當代雜文二百家》（1949—2009）（《雜文選刊》選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