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人的傳統觀念里，脾氣絕對不是一個好詞。它往往與不理智、沖動、不會做人等負面信息聯系在一起。我們似乎很少想過一個道理：脾氣到底有沒有價值？

其實，杰出的人往往是有脾氣的。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辭世，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空缺。依當時的體制，應該由中研院聘請的評議員民主推選三位候選人，再由民國政府最高領導者從中圈出一位。正當選舉即將展開，蔣介石下一條子，要求大家舉顧孟余出來。陳寅恪覺得蔣的行為破壞了游戲規則，極為不滿，當即表示自己只投胡適的票，還說如果要把顧孟余選出，胡適也必須選出。選舉期間，有人請蔣介石參加評議員的集體宴會，席上蔣氏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話。陳寅恪想起蔣介石下條子的事情，就非常看不起他，宴罷賦詩一首：“自笑平生畏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寫完，陳寅恪親抄一份給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吳宓品評，吳心有靈犀，立即將詩收入《吳宓詩集續集》稿中。詩后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據吳宓考證，陳寅恪的詩還借“食蛤”的典故，罵蔣介石為小人。

與陳寅恪相比，蔡元培的脾氣似乎更大。岳南《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華書局2010年3月版）載：1922年12月，北洋政府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等人為了在派系斗爭中取勝，向總統黎元洪舉報內閣財政總長羅文干與奧地利銀行簽訂借款合同時收受賄賂（后來證明此事子虛烏有），脅迫總統黎元洪下令逮捕羅文干。司法當局經過一番調查取證，覺得這是一樁冤案，宣布無罪釋放羅文干。然而，只過了四天，國務院一幫政客再度開會，由教育總長彭允彝提案，再次將羅文干逮捕入獄。此時，身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坐不住了。1923年1月17日，他向總統黎元洪遞交辭去北大校長的呈文，以示強烈抗議。蔡元培在呈文中說：“鈞座尊重司法獨立的命令朝下，身為教育最高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為干涉司法獨立與蹂躪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為，士林痛恨！僉謂彭允彝此次自告奮勇，侵越權限，無非為欲見好于一般政客，以為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茍安；尤不忍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7月20日，蔡元培登船赴歐洲考察、進修，一走就是三年，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他所摯愛的北大校園。

所謂脾氣，其實就是一個人對自己不喜歡、不贊成的事表態時的激烈程度。對于個人意氣之爭，我們當然要盡可能抑制自己的脾氣，讓自己冷靜再冷靜，交一個朋友要花許多工夫，得罪一個人只需一句話。但對于原則性的問題，尤其是故意的權力侵害，我們不妨拿出點脾氣來，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這個時候，脾氣不再是一種簡單的意見選擇，而變成了一種血性、一種勇氣、一種面對邪惡的凜然正義，此種脾氣只會讓人仰視。

當然，一個人的脾氣也是不容易發的。我們要取得發脾氣的資格，需要走過兩座橋梁：一是你得有本事；二是你的意見代表真理。有本事，你發了脾氣才有影響力，就算那些得罪你的人不把你當回事，你至少可以爭取民心。意見代表真理，你發的脾氣才能體現出價值，也才可能在悠悠歲月中留下應有的痕跡。世界上因為某件事發過脾氣的人不知凡幾，但只有陳寅恪、蔡元培等少數人所發的脾氣被歷史記錄下來，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的環境與陳寅恪、蔡元培所處的時代自然有很大不同，為社會和諧計，遇事多進行心平氣和的溝通，盡可能少發脾氣，理應成為一種人生選擇。不過，如果有人利用我們的善良肆無忌憚地干污濁事，我們同樣應該理直氣壯地予以鞭撻。原因很簡單：黑暗最害怕陽光，只有陽光才能使黑暗遁形并最終消滅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