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106歲的胡敬篤教授

“一封書奏九重天”，上書是古代臣民向朝廷乃至向皇帝提出書面意見的一種形式。后泛指地位較低的人向地位較高的人、下級向上級或上級組織鄭重其事地提出書面意見。上書者大多是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往往不記個人安危，以天下為己任，就國計民生坦誠己見。很多上書事件如近代的“公車上書”，載入史冊，推動了歷史的前進。

湖南民盟省級組織于1949年1月在長沙成立。她在革命時代誕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成長，在改革開放大潮中逐浪，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與湖湘兒女砥礪同行，書寫了一部厚重輝煌、波瀾壯闊的歷史。在七十年的湖南盟史上，曾發生四次很有影響的“盟員上書”事件。這四次上書，在黨中央、中共湖南省委的正確領導和高度重視下最后都得到妥善解決。上書盟員那種對黨忠誠、敢于堅持真理、為民負責的精神也必將載入湖南多黨合作史和湖南盟史，為后人學習和銘記。

一、“五教授聯合發言”事件

1957年5月，在湖南省政協第一屆三次會議上，擔任省政協委員的林兆倧、雷敢、解毓才、皮名舉等4名盟員教授與民建成員姜運開教授聯合發言，批評高校中“以黨代政”現象，史稱“五教授上書”，又稱“五教授聯合發言”。

 這五位教授聯合發言的題目是《論三大主義和黨委制的關系》。發言刊登在1957年6月2日的《新湖南報》上。刊登時林兆倧沒有署名，換成了另一名盟員羅皚嵐的名字。發言是由皮名舉教授領銜、解毓才教授執筆。這篇聯合發言有五千多字，批評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批評高校工作中的“以黨代政”現象，贊同成立校務委員會，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林兆倧還在同年5月31日的《新湖南報》上發表了《其身正雖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一文。這篇文章也有五千余字，主張高校以校（院）長為主，分層負責，黨委監督協助。

這幾位盟員均為當時著名的學者、教授。林兆倧被稱為我國有機化學的權威，時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他是湖南師范學院二級教授、副院長、化學系主任、中國科學院湖南省分院副院長、湖南省科協副主席等職。皮名舉是長沙人，皮錫瑞之孫，1927年去美國留學，專攻世界史，先進耶魯大學，后進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1935年學成歸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和錢穆先生并稱為“錢皮”。據說他對同事言辭刻薄，喜歡罵人，但是因為學識淵博，課堂總是爆滿。雷敢曾任民盟省委委員，瀏陽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早年與毛澤東友善，是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歷任民國大學、湖南大學、國立師范學院教授。著有《中國史綱》、《中國古代中世紀史》等學術著作。解毓才也是知名的歷史學家，以研究明清史在學術界備受贊譽。羅皚嵐是湘潭人，曾任民盟湖南省第三、四屆委員會委員。他是知名作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魯迅先生曾肯定過他的短篇《中山裝》：“來稿是寫得好的，我很佩服那辛辣之處。”（《魯迅書信集》上卷第202頁）。

“五教授聯合發言”在當時引起強烈反響。“反右”運動一開始，“聯合發言”即被定性為“右派向黨進攻的大毒草”而受到批判。皮名舉、雷敢、解毓才、羅皚嵐都被定為右派分子。皮名舉本來身體不好，經過這一沉重打擊，他就病倒了，一年后即抱憾而去。時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非常敬重林兆倧，不同意劃他右派，但最后頂不住壓力，還是給他戴了頂“內定右派”的帽子。

1959年，周小舟退職。湖南師院開展“拔白旗”運動，把矛頭對準周小舟曾保過的林兆倧教授。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60年5月28日那天的晚上，湖南師院化學系黨總支曾找林兆倧談過話，談的什么內容？無從知曉。但話談完后林兆倧回家就服嗎啡自殺了，一代化學巨星悄然隕落。“士可殺不可辱”，為防止家人的搶救，林兆倧還將他臥室的門窗緊閉，可見他決心之大，他是要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1962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為林兆倧甄別平反，1979年7月恢復政治名譽。

二、“五教授上書”事件

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準試行《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條例強調“知識分子工農化”，主張“工農兵上講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陣地的局面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文件在全國高等院校傳達以后，在知識界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湖南農學院教授、民盟湖南省委委員胡篤敬與農工黨黨員周汝沆等5位教授聯名上書中共湖南省委，闡述不同意“高教六十條”中一些過“左”的提法。他們認為，如果按照“條例”在高校執行下去，勢必將培養出無數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史稱“五教授上書”。

“五教授上書”的牽頭者是盟員胡篤敬教授。湖南湘潭人。他生于1913年，今年已經106歲高齡。他是湖南農大教授、知名的植物生理學家、湖南民盟的資深元老。195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10月，民盟湖南省第一屆支部委員會成立，他擔任支部委員。此后他連續擔任民盟湖南省第二屆委員會委員、第三、四、五屆委員會常委。1977年11月，湖南民盟啟動組織恢復重建工作，他擔任民盟湖南省委臨時領導小組成員。此后擔任民盟湖南省第六、七屆委員會副主委。

“五教授上書”引起省里個別領導的反感。他們認為“五教授上書是違背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大毒草”。有關部門立即給中共省委統戰部批示：“請將‘五教授上書’印發給全省各高等院校，組織高校師生進行批判、肅清其影響。”時任中共省委統戰部部長曹癡，親自帶領中共省委統戰部和民盟湖南省委機關的同志，深入湖南農學院，進行了為期一個星期的調查。期間分別召開了學院領導、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和向省委寫報告的五位教授的座談會。在座談中，大家普遍同意五位教授的觀點，認為他們的意見并沒有錯。有位老教授直言不諱地說：“要提高教學質量，必須發揮教師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教學工作不能把教師擺在從屬的地位，古今中外都沒有這個先例。要是工農兵上講臺，那么教師就沒有什么作用了。”最終，調查組認為，“五教授上書”所提的意見是中肯的，他們本著對教育工作高度負責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不久，當時主管文教的副省長張孟旭批示：“省委完全同意曹癡同志的報告。并請曹癡同志轉告周汝沆等五位教授。告訴他們：給省委的意見很好。感謝他們敢于直言，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的精神。”

1961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廣東從化主持召開了中南地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會上，湖南省委統戰部匯報了湖南農學院“五教授上書”的情況以及統戰部重視調查研究、認真對待的全部經過，受到了陶鑄的充分肯定和表揚。他說：“湖南省委統戰部實事求是、慎重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典型。”一場即將發生對知識分子的錯誤批判，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正確引導下，就此劃上了句號。

三、周世釗上書毛澤東

  周世釗（1897—1976），字惇元，又名敦元，別號東園。湖南寧鄉人。1951年2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湖南省支部委員。1953年選為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擔任民盟湖南省委領導小組第一召集人。1958年起歷任民盟湖南省第三、四、五屆委員會主委，直至逝世。在他擔任湖南民盟主要領導人期間，正值國家多難，多黨合作事業遭受重創之際，他堅持原則，秉筆直書，大膽建言，為發揮民主黨派作用鼓與呼，為湖南民盟在新時期重新回到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奠定了基礎，做出了貢獻。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湖南民盟被迫停止活動。民盟省委主委周世釗也被被紅衛兵抄家。紅衛兵在周世釗家里抄走了現款和存折，拿走了一些舊書和衣物之類的東西。當紅衛兵從箱底里搜出毛澤東給周世釗寫的一大堆信時，有的紅衛兵看到毛澤東給周世釗的每封信都是稱“惇元兄”或“東園兄”時，就問周世釗：惇元和東園是哪一個？周世釗回答說：“惇元和東園都是我，是我的別號。”有個紅衛兵一聽，笑開了：“你真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毛主席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稱你是兄啊？你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是什么？”

1967 年，周世釗到北京面見毛澤東。毛澤東風趣地詢問：“聽說紅衛兵‘照顧’了你的家？”周世釗回答說：“一身之外無長物，抄家者一無所獲，不過搞亂了我好些舊書，弄得殘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1972年，“文化大革命”勢頭不減。周世釗毅然赴京，10月2日會見毛澤東，當面諫陳3小時，最后面交了一封長信。全信近4000字，從八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信中說：

——林陳黑幫利用文化大革命運動，背著主席，排擯異己，擴大黑幫。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爭歷史、工作經驗而又忠于職守、卓著成績的黨內和黨外的老干部被他們假借各種名義以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扣薪降職者有之，遣送回籍者有之，至今仍有很多人不得平反，不予復職，造成各方面工作的困難，損失極大。亟應進一步貫徹您的指示，落實干部政策，并由中央組織檢查團分赴各省市進行檢查。

——林陳為了破壞主席的知識分子政策，對文化界、教育界、科技人員、醫務人員、各類大小知識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謚號，統統稱為臭知識分子。一些年齡稍大、家庭出身較差，而工作經驗、教學經驗都較好，文化水平專業水平都較高的人常被斥為反動學術權威、反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強令其退職退休，用一切辦法排遣出去……

——主席素來特別重視青年培養教育問題，但經林賊的陰謀破壞，共青團、少先隊等組織完全癱瘓。學校教師、工廠干部對管教青年學生、青年徒工也大大放松。下鄉上山的青年學生，社隊也不重視思想教育工作，差不多可以說，廣大青年處于很少有人管教的狀態……竊為以共青團、少先隊的工作應該恢復，并提高質量。

——竊以為理工科大學要特別重視提高教學質量……文科大學中是否指定幾個有條件的設置歷史研究所（或單獨設立），招收大學畢業生中的文史學習比較有基礎的入學，用適當長點的時間，研讀古今文史名著，章學誠謂：六經皆史。目前能勝任這種研究所的教師的老人已不多，再過幾年將更難物色。因此能早為之所，便利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當然也更為重要。

——青年工人、農民和學生除政治理論外沒有多的書可讀。竊以為五四以來一些比較好的書可以經過審查開放一部分，同時文教領導部門應組織力量編寫新的讀物，凡革命斗爭故事、革命先進人物、戰斗英雄、勞動模范、革命知識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應以生動淺顯和筆端帶感情的文字寫出來。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農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發明家、工程技術人員、藝術家、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醫藥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為二地寫出具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還應編寫一些有關農業基礎知識、工業基礎知識、氣象常識、史地常識等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常識讀本，以提高讀者的文化科學知識。

——我們看到一些基層干部除以私人關系開后門的作風頗為嚴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機會報復、打擊別人，也由于官僚主義作風嚴重，對于應該處理的群眾提出的要求，擱置不予處理，以種種借口把提出要求的人推出門了事。……竊以為中央和省市可考慮設置這類報告或控訴的機關，負責對所提問題深入調查，作出結論，經過有關上級的審核批示解決問題。

周世釗的這次大膽進言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向周世釗和同來的王季范（毛澤東的表兄、教育家，湖南湘鄉人）表示：“再過一個時候，統戰工作要恢復，政協工作要恢復，民主黨派工作也要恢復。因為統戰工作不僅過去是我們黨的三大法寶，而且現在和將來永遠是我們黨的三大法寶”。周世釗不無憂慮地說：“還恢復它干什么啊！現在廟也沒有了，和尚也沒有了，也沒有人去燒香了。”

四、“兩教授上書事件”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撥亂反正，各級黨委、政府積極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錯案。1982年，民盟湖南省委根據民盟中央的指示，成立“中共知識分子政策落實調查組”，協助地方和各高等院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先后協助各單位改正錯劃為右派分子的盟員314人、錯劃為反革命分子的盟員5人。得到改正的盟員均撤銷了在盟內所受的紀律處分，政治上得以平反，心情愉快地投入到四個現代化服務。

在民盟湖南省委協助湖南大學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過程中，發生了著名的“兩教授上書事件”。

1983年1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專門派記者到湖南大學采訪，了解湖南大學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情況，時任湖南省政協委員、民盟湖南省委委員、民盟湖南大學支部主委的石任球，聯合該校農工民主黨黨員彭肇藩寫信，反映情況。2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湖南大學左傾思想至今沒有認真清理》的報道；2月24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上以《湖南大學知識分子政策遠未落實》為題，刊登了石任球、彭肇藩的來信和題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還要做很多工作》的社論。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作了播發。

這里要介紹一下盟員石任球。石任球（1910—1984），湖南大學物理系主任、教授。湖南新邵人。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湖南省委常委、民盟湖南大學支部主委，是政協湖南省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他著有《熱力學原理》、《理論物理》，翻譯出版了《理論力學》。1956年，黨中央號召全國人民向科學進軍，他積極響應，發表了許多宣傳科學的文章，多次舉辦學術會，被評為全國職工科普工作積極分子代表。1964年被推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接見。

一石激起千層浪。石任球、彭肇藩的聯名上書引起了黨政領導和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毛致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發表兩教授的來信，不僅對推動湖大清理左的思想是件大好事，對全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也是一個很大的促進。國家機械工業部黨組作出決定，責成湖南大學肅清左傾思想影響，認真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處理遺留問題。中央派駐湖南機構改革工作組組長劉雪初在中共湖南省委領導陪同下專程到湖南大學石任球教授家看望，并與石任球、彭肇藩等一起座談，聽取意見。中共湖南省委專門成立了檢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辦公室，向湖南大學和省內各高校派出工作組，推動了全省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工作。

l984年3月，《人民日報》再次發文總結和肯定了石任球上書對知識分子政策落實工作的推動作用。事過五年之后，胡耀邦同志回到湖南，當時的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楊第甫接待他，他們談起了“兩教授上書”事件。楊第甫說：“1983年，湖南大學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我們省政協寫的調查報告由于得到你的支持，不僅推動了湖南省委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也推動了全國。當時湖南大學的教授石任球、彭肇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封公開信，反映湖南大學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情況，影響了全國各大學，有些教授寫信鼓勵和慰問他們，說是替他們說出了要說的話。石、彭兩教授接到各地大學教授的信數以百計。”耀邦同志說：“我們就是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幾十年來，在‘左’的路線干擾下，知識分子受迫害，我們有責任為他們平反，使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他們的學識和才干，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服務。”

2009年，湖南省開展“新中國成立60周年湖南統一戰線“十大事件”、“十大人物”評選活動，“黨外人士致信《人民日報》推動知識分子政策落實”（即兩教授上書事件）列入候選之一。